作家阿来眼中的震后十年
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四川人，关于十年前的5·12汶川特大地震，他一定会讲几个你从未听说过的故事。这些地动山摇之后的故事里，会有他自己，会有他认识的亲友，会有一线之间的生与死，会有瓦砾与废墟，也会有这十年来家园和精神的重建。
作家们曾经努力筹建一所学校
“我的三妹，夫妇俩承包了旅游车，接送客人从成都往阿坝走，那天我妹妹在车上卖票，妹夫在成都，”作家阿来开始了讲述，“地震之后，路全都断了，我的妹夫徒步走了一个通宵走到他家的车旁边。是不幸中的万幸吧，映秀埋了那么多大巴车，那一车的几十个游客全都活下来了，连车都没伤。后续几个月余震不断，又砸下来很多石头，后来他们回去看，那辆车还停在那里好好的。”
几乎每一个四川人都会用一种方式抵达那次地震。
阿来是开着三菱吉普进去的，他和作家麦家轮流开车。“救援的大部队到来之前，大家都往灾区跑，不是我一个人，是每一个普通人的一种本能，一致的行动。”他们和前去救援的车辆一样，去超市采购，把车塞满送到灾区，把伤员拉到有医疗条件的地方。阿来回忆说，当时诗人翟永明也作为志愿者进入灾区，“她给我发短信说：‘你们别老拿水和方便面，这边还有很多妇女，你们买点卫生巾。’我们哪里想过这个问题，又专程去买卫生巾。”
“但是我们这样个体的志愿者能贡献的力量，还是有限。”地震发生之后的几天，阿来和麦家、杨红樱三位四川籍作家筹措了一点资金，希望能在重建过程中建一座乡村中心校，命名为“我们的学校”。由阿来执笔写了倡议书呼吁更多人参与进来，为这所学校，阿来忙活了好一阵。
他带着“我们的学校”的蓝图见了很多人：四川的一位建筑设计师答应他为学校免费做设计；尚未毕业的土木工程博士答应他为学校做义务监工；在上海吃饭时，王安忆觉得不应该只捐钱，提出长线关怀的方案，表示等学校建成之后愿意亲自前去任教一学期，号召作家们做“永远的志愿者”；华东师范大学的领导也表示，等学校建成会定期从大学派支教老师、邀请当地教师来上海进行培训……
除了作家、出版社和社会力量的响应，一些企业出了很多善款。募到款项，阿来花了几个月为这所学校奔走。年轻时，从师范毕业之后，阿来曾经有过5年的乡村教师经验，那是写《尘埃落定》之前的事。可是，教书育人和建一所学校完全是两码事。
另一边，中央部署了灾后重建工作，决定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建立对口援建机制。在整体的重建方案里，“我们的学校”计划所在的县城有了一个地级市来支持援建，这个政府方案里有了一所中心校。于是，作家们建学校的愿望最后停在了蓝图阶段，企业的资金撤走了，几个作家把剩余的款项捐给了映秀镇的漩口中学，设立了奖学金。
“我们想干大事，后来发现自己插不上手，所以就罢手。尽管好几个月的努力就此停下来，但是也还好。”阿来说，“对于写作者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真正做了努力，比最开始只做了几天‘不叫志愿者’的志愿者心里踏实一些。”
震后他选择了沉默与行动，而不是书写
家园的重建开始了，紧锣密鼓地，按部就班地；受灾群众的心理重建也缓缓地开始了，但这和土木工程的进度不是一个节奏。原本和睦的家庭，在地震之后变成了失独家庭，在震中映秀，一个父亲的女儿永远沉睡在映秀小学。十年过去，尽管拥有塑胶跑道的新校舍落成很久了，他再也没有从小学门口路过。面对痛失，伤口的愈合很慢，甚至无法愈合。阿来认识一个北川的文化干部，在当地，会写小说出版过书的人能算是人物了，“他在地震中失去了女儿，后来写了一本书，地震之后的两三年还是没有走出来，自杀了。”
这些地震的故事，如果你愿意听对方愿意讲，可以持续一个晚上，或者更久。特别是如果讲述的人是有写作经验的，你会建议他，“应该写一本小说啊，应该记录下来啊。”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图书腰封上提炼出来的宣传语：天地的崩塌，情感的痛失，人性与反思……
阿来拒绝了，他选择在行动上拒绝。选择在书写上沉默。
那位北川文化干部的作品，在他逝世前出版了，之后的几年，书的反响和岁月流转一样平静。就在前几天，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在即，有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一场新书发布会在成都举行，活动自然带上了“地震十年”的纪念色彩。主办方一齐推了三位作家的三本书，为两位在世的作家和一位不在世的当事人一起搞了活动。有人邀请阿来作为嘉宾参加，因为人不在四川，阿来躲过了。“我想，人都已经走了，就不要参加这样的活动了吧。”他觉得这种活动多少有点形式主义，“也不能说他们的动机不好，书是好书，可为什么偏要在这个时候才重新出版？而且还有两个新作家的新书要来搭车？听起来背后的动机太复杂了。我们也不是不能容忍动机复杂，只是在这样一件（在灾难中陨落生命）事情上，有点过了。”
他曾以四川省作协主席的身份反对地震题材的集中书写。地震之后的十年里，很多四川作家都想要以地震为题材创作小说，一次在作协的会议上，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自己有创作意向，而阿来反对这件事。是写不出来吗？绝对不是，一个具有书写能力的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没有触动。“我一直在提防自己。警告内心里那出自一个作家本能的冲动。我给自己的指令是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去行动，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奔走呼吁，去帮助，去感受。后来，到了不少灾区，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心头那种写作的冲动消失了。那时候，我以为选择沉默与行动，可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当时说，我不相信你们关于地震能写出什么小说来，因为这里面牵涉我们对于生命最本质的理解。”他觉得有人要写故事是正常的，但如果所有人都准备写那就不太正常了，“难免有人会有写作上的投机心理，甚至认为写这样的题材会受到一点照顾？！可是，汶川死了多少人，每个幸存的人心理上都带着巨大的难以愈合的伤口，我们对生命需要有一些怜悯和尊重。如果你连这种善良都没有的话，怎么把这个东西写好？”他想起自己和朋友们多少还当过两天志愿者，折腾过一些事情，可也没人提出要写个故事，“因为那么多人的死伤摆在那里，你就是不忍心！除非你能够让死亡都闪现出来一点另外的光芒，不光是悲苦的，不然还是别写了吧。”
他仅为非常少量的地震题材作品作了序，其中的一本是接近口述历史的《幸存者说》，是地震重灾区广元市的作家通过采访整理出的一本集子，他觉得这是他期待的书写灾难及其亲历者的作品，“作者谦逊地隐入了幕后，而那些经历灾难，劫后重生的人们走到了台前。”
“就像任何一个文明成果都属于全体的人，灾难的创痛与洗礼也属于我们大家。灾难不止是教会我们在付出惨烈代价后怎么防范灾难，而是要教会我们倍加珍重寻常的生活，在死亡未曾降临时就能充分尊重生命与生命的意义，学会时时呵护那些人类内心温暖的愿望与情感。”阿来写道，“灾难过去了，毁灭了那么多它能够毁灭的东西：那么多生命，以及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不能毁灭的是人类的精神与情感。”
他书写了一个藏族乡村的另一种摇晃
十年前的大地震带走了很多，也带来了很多。这场大地的震动和其后带来的伤痛，让很多曾经隐于西南山区的小城、乡村拥有了带着伤痛的知名度与悲情的关注。对于映秀、北川、汶川来说，这一定是计划外的命运。
而那些沉默的村庄的命运又如何呢？那些在固定比例尺地图上看不到的乡村，没有经历地动山摇悲痛的村庄，他们又如何在喧闹的时代中默默找到自己的位置？
阿来拒绝了灾难剧烈摇晃的村庄，他选择书写一个藏族乡村的另一种摇晃。2009年，阿来一部巨大的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描写了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发生在一个叫做“机村”的藏族村庄里的六个故事，当时这套大书名叫《空山》。不久前，这部作品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再版，原来的故事被拆分成六册，换了更加空灵悠远的装帧，换了一个更宏大的名字——《机村史诗》，包含《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六个故事。
机村，是作家笔下虚构出来的名字，并不是阿来的出生地马尔康镇，但整部书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阿来的童年见闻和之后多年的经历。不过，这绝非是一部忆旧之作，它同样是压抑了七八次创作冲动才下笔的作品。“我当时想，写‘我们村儿的故事’，中国有的是，为什么有的村儿的故事前两年读还可以，再过几年就不好看了？”动笔前，他看到一句话，“真正的好作品，是能够超越个别的痛苦，把个别的苦难、个体的为希望付出的挣扎，和别的民族别的个人的类似经验连接起来。”阿来想让这个作品既是这个藏族乡村的故事，又能承载中国所有偏远乡村的共同命运。
“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这个高原上的民族如何超然世外，而是为了祛除魅惑，告诉这个世界，这个族群的人们也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最最需要的，就是作为人，而不是神的臣仆而生活。”在阿来看来，面对现代化的变革，面对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的社会改革，这个藏族村庄所经历的事情和其他的村庄没有区别。
阿来并没有因为这是“我们村儿”的故事而偏袒这个村庄，“中国城市现在对农村有一种建构起来的想象，中国写故乡的文字没有人说故乡不美，都是夜不闭户，民风淳朴，青山绿水。要是把中国关于故乡的文字拼贴成一幅文学地图，那这里就是天堂，几乎没有人和七大姑八大姨发生矛盾，没有人家的菜地被偷。我们不能说这种家国情怀不对，但我不太相信这种完美。”
他从一桩死亡案开始写起，写了猜疑；他写森林的砍伐，写盲目追求经济发展对生态的破坏；他写恩仇、写斗争、写人们信念的变化。他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静态的回忆史，而是把目光聚焦在村庄的变化上。他想写社会改革和商业浪潮一浪一浪打来之后，村庄和村庄里的人的变化。譬如博物馆、酒吧和旅游业这些现代化事物的渗透为村庄带来了什么？
有时候，是观念的冲撞。在《机村史诗》第六部《空山》里，他写了这个常年饮青稞酒的村庄因为旅游业的开发要求，开了一家酒吧。“人们至今也不明白，只要有酒坐在家里的火塘边喝个一醉方休就可以了，为什么需要一个专门的地方饮酒作乐？”阿来写道。
有时候，是生活习惯跟不上现代发展的“要求”。故事里，景区的酒吧为旅游业开设，管理局的人希望当地人进入前起码要衣装整洁，不要赊账。为此当地人和酒吧管理者起了冲突。
也有时候，是地方上人们的观念更新缓慢限制了乡村的发展。阿来曾到泸沽湖考察，已经是旅游产业相当发达的地方了，老板却告诉阿来，自己的这家酒店没有挣到钱。“他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在酒店的翻新上了。”老板最先认为城里人的好酒店就是乡镇招待所的样子，很快发现落伍了；把酒店翻修成了国内三星宾馆的样子，又是很快发现落伍了；再后来老板到了北京上海，住遍了五星级酒店，又翻修了一遍。他拍着胸脯和阿来说，这次是真的国际化了，“外面的人不就是每天都要洗澡吗，你看我的卫生间花了几万块。”阿来走进去，发现豪华的室内只有床，却没有书桌。
这当然不是哪一边绝对先进正确，哪一边绝对落后错误的事情。阿来没有做道德判断，因为评价孰对孰错是武断而不负责，如果真的有一套适用于所有地方发展的统一答案，那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会是相同的样子了。他就把这些矛盾摆在书里，摆在我们面前。
有人认为西藏就应该活在过去，这太霸道
“我无意用这部小说提供一幅文化风情画，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阿来在后记中写道。他觉得，对于有些读者和批评家而言，“但凡关涉少数民族生活的书写，至多提供了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样本，只有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意义。”阿来认为，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非汉族的人民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与发展也是中国的未来与发展的一部分，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
此前，阿来和一位媒体记者有过一些争论。那位记者从美国顶级大学人类学专业毕业，阿来则直接否定了人类学，“很多人类学家希望找到一个稳定不变的聚落，比如研究亚马逊热带雨林里一个与世隔绝的村落里人的成长，有的人类学家跟踪研究二十多年，这样的精神当然值得肯定，可关键是他们希望这个村子永远是这样，不发展不改变，不就是把当地的人放到一个活的博物馆里吗？”
“一些人凭空想象，把西藏描绘成一个天堂。他们认为西藏就应该活在过去，千百年不变，维持简单的、清苦的生活，不能开发，不能兴建城市，不能发展工业、商业，不能搞旅游业、服务业，任何变化都是对西藏的破坏，破坏了他们心中的天堂。我觉得这种观念太霸道。”多年前阿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这样说，“藏区百姓有电视、汽车、冰箱、洗衣机可以用的时候，难道应该让藏族百姓永远刀耕火种，住帐篷、骑马、打猎、放牧，让外面的游览者观看，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期待，保持所谓的‘圣洁’？藏族人凭什么天生应该骑在马上，靠放马养牛羊住帐篷给你们游客看？”
在阿来眼中，藏区乡村发展的关键有两点：第一是村民能否真的从发展中分享利益，改善民生。第二是改革发展的思路如何贯彻和实践。“应该采用聪明的方法来进行教育，村民需要慢慢地理解为什么要变化，政府或相关人士可以和村民一起面对外界的变化，研究出一套适合当地的发展思路。”阿来讲了一个在西藏流传的笑话：城市里突然有了红绿灯，但是藏民不认识红绿灯，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过路口。执勤的警察就说，你眼睛瞎了吗？闯红灯的藏民不懂，我怎么眼睛瞎了？警察说，这里有灯你没看见吗？这个藏民就说，你们眼睛才瞎了，白天你点什么灯。阿来说：“你得让他接受新生事物，你建了高楼大厦，建了红绿灯，有没有给他们开过培训课，教他们怎么过红绿灯？”
他很欣赏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他读了很多次，不仅仅是为了写作而读，“当时的村庄面临的时代困境，也是手工桑蚕作坊面对机械化大生产没有竞争力，费孝通不仅做了研究，还和学生一起帮助他们改进技术，亲身实践。”
城市反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
《机村史诗》的故事截止在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城市仍在先富起来的路上努力，“三农问题”是前沿问题；阿来起笔写下《空山》的2004年，城市化背景之下农村劳力的迁徙已经引发社会关注，部分人也渐渐意识到，乡村为中国城市发展所作出的牺牲；而当《空山》系列更名为《机村史诗》、筹备出版的2017年，阿来在撰写新后记之前的两个小时，走在一个正式宣布脱贫的村子里，身上带着养鸡合作社的饲养场的味道，带着公司加农户的蔬菜大棚里圣女果的味道。
“乡村为城市发展牺牲自己的时代正在过去，城市反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阿来说，这十几年，他看到国家拿出钱来关注农村问题，包括基础设施的兴建、农村房屋的改造， “农民开始有了初步的养老医疗保险，虽然不能和城市人有同样的水准，但到底是个开始。”他也看到村民的自我救赎，“过去不管不顾地伐木挣钱，渐渐大家也意识到，我们发疯似的把树砍光，将来的子孙怎么办，随后大家开始重新保护森林。”
阿来欣慰地感到，《机村史诗》的终点，可以说是一些新故事的起点。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城乡之间仍有巨大差距，“往北京上海的市中心一站，纽约巴黎就是这个样子，但出城二十里，差距马上就显现出来。”
如果到发达国家访问交流，阿来都会要求去乡下看一看，“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印第安纳州的乡村咖啡馆坐一会儿，除了这里的人开的是皮卡以外，不会觉得这些人是农民。”在日本长野，他看到有大巴改造的流动图书馆每周固定到村子里，为农民运送上一周他们预订的书。“中国乡村在基础设施、产业水平和精神面貌上都要有所发展。”
这也是阿来带着发展的眼光，带着新的问题意识来写《机村史诗》的意义。“后来我才发现，《尘埃落定》写的是上世纪前50年的旧制度的消亡，毁灭好写、消逝好写，但是上世纪后50年的发展，新的东西的成长，新的人新的制度是不容易写的。”
他不希望人们关注他的目光还停留在已经落定的尘埃里，但偶尔也会事与愿违。当红节目《朗读者》第二季又找到阿来，请他读书，他想从《机村史诗》里挑一段读，或者哪怕读一点别人的作品也好。遗憾的是，节目组又让他读了《尘埃落定》的节选。“一个作家如果指着一个作品活一辈子，这不会有点悲哀吗？”阿来感叹说。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四川人，关于十年前的5·12汶川特大地震，他一定会讲几个你从未听说过的故事。这些地动山摇之后的故事里，会有他自己，会有他认识的亲友，会有一线之间的生与死，会有瓦砾与废墟，也会有这十年来家园和精神的重建。
作家们曾经努力筹建一所学校
“我的三妹，夫妇俩承包了旅游车，接送客人从成都往阿坝走，那天我妹妹在车上卖票，妹夫在成都，”作家阿来开始了讲述，“地震之后，路全都断了，我的妹夫徒步走了一个通宵走到他家的车旁边。是不幸中的万幸吧，映秀埋了那么多大巴车，那一车的几十个游客全都活下来了，连车都没伤。后续几个月余震不断，又砸下来很多石头，后来他们回去看，那辆车还停在那里好好的。”
几乎每一个四川人都会用一种方式抵达那次地震。
阿来是开着三菱吉普进去的，他和作家麦家轮流开车。“救援的大部队到来之前，大家都往灾区跑，不是我一个人，是每一个普通人的一种本能，一致的行动。”他们和前去救援的车辆一样，去超市采购，把车塞满送到灾区，把伤员拉到有医疗条件的地方。阿来回忆说，当时诗人翟永明也作为志愿者进入灾区，“她给我发短信说：‘你们别老拿水和方便面，这边还有很多妇女，你们买点卫生巾。’我们哪里想过这个问题，又专程去买卫生巾。”
“但是我们这样个体的志愿者能贡献的力量，还是有限。”地震发生之后的几天，阿来和麦家、杨红樱三位四川籍作家筹措了一点资金，希望能在重建过程中建一座乡村中心校，命名为“我们的学校”。由阿来执笔写了倡议书呼吁更多人参与进来，为这所学校，阿来忙活了好一阵。
他带着“我们的学校”的蓝图见了很多人：四川的一位建筑设计师答应他为学校免费做设计；尚未毕业的土木工程博士答应他为学校做义务监工；在上海吃饭时，王安忆觉得不应该只捐钱，提出长线关怀的方案，表示等学校建成之后愿意亲自前去任教一学期，号召作家们做“永远的志愿者”；华东师范大学的领导也表示，等学校建成会定期从大学派支教老师、邀请当地教师来上海进行培训……
除了作家、出版社和社会力量的响应，一些企业出了很多善款。募到款项，阿来花了几个月为这所学校奔走。年轻时，从师范毕业之后，阿来曾经有过5年的乡村教师经验，那是写《尘埃落定》之前的事。可是，教书育人和建一所学校完全是两码事。
另一边，中央部署了灾后重建工作，决定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建立对口援建机制。在整体的重建方案里，“我们的学校”计划所在的县城有了一个地级市来支持援建，这个政府方案里有了一所中心校。于是，作家们建学校的愿望最后停在了蓝图阶段，企业的资金撤走了，几个作家把剩余的款项捐给了映秀镇的漩口中学，设立了奖学金。
“我们想干大事，后来发现自己插不上手，所以就罢手。尽管好几个月的努力就此停下来，但是也还好。”阿来说，“对于写作者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真正做了努力，比最开始只做了几天‘不叫志愿者’的志愿者心里踏实一些。”
震后他选择了沉默与行动，而不是书写
家园的重建开始了，紧锣密鼓地，按部就班地；受灾群众的心理重建也缓缓地开始了，但这和土木工程的进度不是一个节奏。原本和睦的家庭，在地震之后变成了失独家庭，在震中映秀，一个父亲的女儿永远沉睡在映秀小学。十年过去，尽管拥有塑胶跑道的新校舍落成很久了，他再也没有从小学门口路过。面对痛失，伤口的愈合很慢，甚至无法愈合。阿来认识一个北川的文化干部，在当地，会写小说出版过书的人能算是人物了，“他在地震中失去了女儿，后来写了一本书，地震之后的两三年还是没有走出来，自杀了。”
这些地震的故事，如果你愿意听对方愿意讲，可以持续一个晚上，或者更久。特别是如果讲述的人是有写作经验的，你会建议他，“应该写一本小说啊，应该记录下来啊。”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图书腰封上提炼出来的宣传语：天地的崩塌，情感的痛失，人性与反思……
阿来拒绝了，他选择在行动上拒绝。选择在书写上沉默。
那位北川文化干部的作品，在他逝世前出版了，之后的几年，书的反响和岁月流转一样平静。就在前几天，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在即，有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一场新书发布会在成都举行，活动自然带上了“地震十年”的纪念色彩。主办方一齐推了三位作家的三本书，为两位在世的作家和一位不在世的当事人一起搞了活动。有人邀请阿来作为嘉宾参加，因为人不在四川，阿来躲过了。“我想，人都已经走了，就不要参加这样的活动了吧。”他觉得这种活动多少有点形式主义，“也不能说他们的动机不好，书是好书，可为什么偏要在这个时候才重新出版？而且还有两个新作家的新书要来搭车？听起来背后的动机太复杂了。我们也不是不能容忍动机复杂，只是在这样一件（在灾难中陨落生命）事情上，有点过了。”
他曾以四川省作协主席的身份反对地震题材的集中书写。地震之后的十年里，很多四川作家都想要以地震为题材创作小说，一次在作协的会议上，几乎所有人都表示自己有创作意向，而阿来反对这件事。是写不出来吗？绝对不是，一个具有书写能力的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没有触动。“我一直在提防自己。警告内心里那出自一个作家本能的冲动。我给自己的指令是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去行动，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奔走呼吁，去帮助，去感受。后来，到了不少灾区，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心头那种写作的冲动消失了。那时候，我以为选择沉默与行动，可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当时说，我不相信你们关于地震能写出什么小说来，因为这里面牵涉我们对于生命最本质的理解。”他觉得有人要写故事是正常的，但如果所有人都准备写那就不太正常了，“难免有人会有写作上的投机心理，甚至认为写这样的题材会受到一点照顾？！可是，汶川死了多少人，每个幸存的人心理上都带着巨大的难以愈合的伤口，我们对生命需要有一些怜悯和尊重。如果你连这种善良都没有的话，怎么把这个东西写好？”他想起自己和朋友们多少还当过两天志愿者，折腾过一些事情，可也没人提出要写个故事，“因为那么多人的死伤摆在那里，你就是不忍心！除非你能够让死亡都闪现出来一点另外的光芒，不光是悲苦的，不然还是别写了吧。”
他仅为非常少量的地震题材作品作了序，其中的一本是接近口述历史的《幸存者说》，是地震重灾区广元市的作家通过采访整理出的一本集子，他觉得这是他期待的书写灾难及其亲历者的作品，“作者谦逊地隐入了幕后，而那些经历灾难，劫后重生的人们走到了台前。”
“就像任何一个文明成果都属于全体的人，灾难的创痛与洗礼也属于我们大家。灾难不止是教会我们在付出惨烈代价后怎么防范灾难，而是要教会我们倍加珍重寻常的生活，在死亡未曾降临时就能充分尊重生命与生命的意义，学会时时呵护那些人类内心温暖的愿望与情感。”阿来写道，“灾难过去了，毁灭了那么多它能够毁灭的东西：那么多生命，以及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不能毁灭的是人类的精神与情感。”
他书写了一个藏族乡村的另一种摇晃
十年前的大地震带走了很多，也带来了很多。这场大地的震动和其后带来的伤痛，让很多曾经隐于西南山区的小城、乡村拥有了带着伤痛的知名度与悲情的关注。对于映秀、北川、汶川来说，这一定是计划外的命运。
而那些沉默的村庄的命运又如何呢？那些在固定比例尺地图上看不到的乡村，没有经历地动山摇悲痛的村庄，他们又如何在喧闹的时代中默默找到自己的位置？
阿来拒绝了灾难剧烈摇晃的村庄，他选择书写一个藏族乡村的另一种摇晃。2009年，阿来一部巨大的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描写了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发生在一个叫做“机村”的藏族村庄里的六个故事，当时这套大书名叫《空山》。不久前，这部作品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再版，原来的故事被拆分成六册，换了更加空灵悠远的装帧，换了一个更宏大的名字——《机村史诗》，包含《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六个故事。
机村，是作家笔下虚构出来的名字，并不是阿来的出生地马尔康镇，但整部书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阿来的童年见闻和之后多年的经历。不过，这绝非是一部忆旧之作，它同样是压抑了七八次创作冲动才下笔的作品。“我当时想，写‘我们村儿的故事’，中国有的是，为什么有的村儿的故事前两年读还可以，再过几年就不好看了？”动笔前，他看到一句话，“真正的好作品，是能够超越个别的痛苦，把个别的苦难、个体的为希望付出的挣扎，和别的民族别的个人的类似经验连接起来。”阿来想让这个作品既是这个藏族乡村的故事，又能承载中国所有偏远乡村的共同命运。
“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神秘，渲染这个高原上的民族如何超然世外，而是为了祛除魅惑，告诉这个世界，这个族群的人们也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最最需要的，就是作为人，而不是神的臣仆而生活。”在阿来看来，面对现代化的变革，面对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的社会改革，这个藏族村庄所经历的事情和其他的村庄没有区别。
阿来并没有因为这是“我们村儿”的故事而偏袒这个村庄，“中国城市现在对农村有一种建构起来的想象，中国写故乡的文字没有人说故乡不美，都是夜不闭户，民风淳朴，青山绿水。要是把中国关于故乡的文字拼贴成一幅文学地图，那这里就是天堂，几乎没有人和七大姑八大姨发生矛盾，没有人家的菜地被偷。我们不能说这种家国情怀不对，但我不太相信这种完美。”
他从一桩死亡案开始写起，写了猜疑；他写森林的砍伐，写盲目追求经济发展对生态的破坏；他写恩仇、写斗争、写人们信念的变化。他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静态的回忆史，而是把目光聚焦在村庄的变化上。他想写社会改革和商业浪潮一浪一浪打来之后，村庄和村庄里的人的变化。譬如博物馆、酒吧和旅游业这些现代化事物的渗透为村庄带来了什么？
有时候，是观念的冲撞。在《机村史诗》第六部《空山》里，他写了这个常年饮青稞酒的村庄因为旅游业的开发要求，开了一家酒吧。“人们至今也不明白，只要有酒坐在家里的火塘边喝个一醉方休就可以了，为什么需要一个专门的地方饮酒作乐？”阿来写道。
有时候，是生活习惯跟不上现代发展的“要求”。故事里，景区的酒吧为旅游业开设，管理局的人希望当地人进入前起码要衣装整洁，不要赊账。为此当地人和酒吧管理者起了冲突。
也有时候，是地方上人们的观念更新缓慢限制了乡村的发展。阿来曾到泸沽湖考察，已经是旅游产业相当发达的地方了，老板却告诉阿来，自己的这家酒店没有挣到钱。“他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在酒店的翻新上了。”老板最先认为城里人的好酒店就是乡镇招待所的样子，很快发现落伍了；把酒店翻修成了国内三星宾馆的样子，又是很快发现落伍了；再后来老板到了北京上海，住遍了五星级酒店，又翻修了一遍。他拍着胸脯和阿来说，这次是真的国际化了，“外面的人不就是每天都要洗澡吗，你看我的卫生间花了几万块。”阿来走进去，发现豪华的室内只有床，却没有书桌。
这当然不是哪一边绝对先进正确，哪一边绝对落后错误的事情。阿来没有做道德判断，因为评价孰对孰错是武断而不负责，如果真的有一套适用于所有地方发展的统一答案，那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会是相同的样子了。他就把这些矛盾摆在书里，摆在我们面前。
有人认为西藏就应该活在过去，这太霸道
“我无意用这部小说提供一幅文化风情画，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阿来在后记中写道。他觉得，对于有些读者和批评家而言，“但凡关涉少数民族生活的书写，至多提供了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样本，只有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意义。”阿来认为，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非汉族的人民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与发展也是中国的未来与发展的一部分，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
此前，阿来和一位媒体记者有过一些争论。那位记者从美国顶级大学人类学专业毕业，阿来则直接否定了人类学，“很多人类学家希望找到一个稳定不变的聚落，比如研究亚马逊热带雨林里一个与世隔绝的村落里人的成长，有的人类学家跟踪研究二十多年，这样的精神当然值得肯定，可关键是他们希望这个村子永远是这样，不发展不改变，不就是把当地的人放到一个活的博物馆里吗？”
“一些人凭空想象，把西藏描绘成一个天堂。他们认为西藏就应该活在过去，千百年不变，维持简单的、清苦的生活，不能开发，不能兴建城市，不能发展工业、商业，不能搞旅游业、服务业，任何变化都是对西藏的破坏，破坏了他们心中的天堂。我觉得这种观念太霸道。”多年前阿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这样说，“藏区百姓有电视、汽车、冰箱、洗衣机可以用的时候，难道应该让藏族百姓永远刀耕火种，住帐篷、骑马、打猎、放牧，让外面的游览者观看，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期待，保持所谓的‘圣洁’？藏族人凭什么天生应该骑在马上，靠放马养牛羊住帐篷给你们游客看？”
在阿来眼中，藏区乡村发展的关键有两点：第一是村民能否真的从发展中分享利益，改善民生。第二是改革发展的思路如何贯彻和实践。“应该采用聪明的方法来进行教育，村民需要慢慢地理解为什么要变化，政府或相关人士可以和村民一起面对外界的变化，研究出一套适合当地的发展思路。”阿来讲了一个在西藏流传的笑话：城市里突然有了红绿灯，但是藏民不认识红绿灯，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过路口。执勤的警察就说，你眼睛瞎了吗？闯红灯的藏民不懂，我怎么眼睛瞎了？警察说，这里有灯你没看见吗？这个藏民就说，你们眼睛才瞎了，白天你点什么灯。阿来说：“你得让他接受新生事物，你建了高楼大厦，建了红绿灯，有没有给他们开过培训课，教他们怎么过红绿灯？”
他很欣赏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他读了很多次，不仅仅是为了写作而读，“当时的村庄面临的时代困境，也是手工桑蚕作坊面对机械化大生产没有竞争力，费孝通不仅做了研究，还和学生一起帮助他们改进技术，亲身实践。”
城市反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
《机村史诗》的故事截止在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城市仍在先富起来的路上努力，“三农问题”是前沿问题；阿来起笔写下《空山》的2004年，城市化背景之下农村劳力的迁徙已经引发社会关注，部分人也渐渐意识到，乡村为中国城市发展所作出的牺牲；而当《空山》系列更名为《机村史诗》、筹备出版的2017年，阿来在撰写新后记之前的两个小时，走在一个正式宣布脱贫的村子里，身上带着养鸡合作社的饲养场的味道，带着公司加农户的蔬菜大棚里圣女果的味道。
“乡村为城市发展牺牲自己的时代正在过去，城市反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阿来说，这十几年，他看到国家拿出钱来关注农村问题，包括基础设施的兴建、农村房屋的改造， “农民开始有了初步的养老医疗保险，虽然不能和城市人有同样的水准，但到底是个开始。”他也看到村民的自我救赎，“过去不管不顾地伐木挣钱，渐渐大家也意识到，我们发疯似的把树砍光，将来的子孙怎么办，随后大家开始重新保护森林。”
阿来欣慰地感到，《机村史诗》的终点，可以说是一些新故事的起点。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城乡之间仍有巨大差距，“往北京上海的市中心一站，纽约巴黎就是这个样子，但出城二十里，差距马上就显现出来。”
如果到发达国家访问交流，阿来都会要求去乡下看一看，“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印第安纳州的乡村咖啡馆坐一会儿，除了这里的人开的是皮卡以外，不会觉得这些人是农民。”在日本长野，他看到有大巴改造的流动图书馆每周固定到村子里，为农民运送上一周他们预订的书。“中国乡村在基础设施、产业水平和精神面貌上都要有所发展。”
这也是阿来带着发展的眼光，带着新的问题意识来写《机村史诗》的意义。“后来我才发现，《尘埃落定》写的是上世纪前50年的旧制度的消亡，毁灭好写、消逝好写，但是上世纪后50年的发展，新的东西的成长，新的人新的制度是不容易写的。”
他不希望人们关注他的目光还停留在已经落定的尘埃里，但偶尔也会事与愿违。当红节目《朗读者》第二季又找到阿来，请他读书，他想从《机村史诗》里挑一段读，或者哪怕读一点别人的作品也好。遗憾的是，节目组又让他读了《尘埃落定》的节选。“一个作家如果指着一个作品活一辈子，这不会有点悲哀吗？”阿来感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