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是伪命题——陈清泰谈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业发展

原标题：“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是伪命题——陈清泰谈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业发展

 

　　现在，每个企业、包括上市公司的头上都贴上了“所有制标签”，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所有制歧视割裂了市场，国有企业和银行更倾向于体制内进行交易，跨所有制的人才、技术、商品以及产权等生产要素流动都遇到了非经济因素的阻挠，降低了整体经济效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近日在出席由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举行的“回应信息时代呼唤，坚持公共政策创新——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座谈会”时发表了“对我国40年产业发展的回顾与思考”的主旨演讲。陈清泰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我国产业发展的历程，并就产业发展中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消除所有制鸿沟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思考。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业发展可分三个阶段

 

　　陈清泰说，第一阶段是中国产业再发展的起步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聚焦刚性的计划体制，推进改革。先后推行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与此同时，对国有企业实行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政策，最后大多数企业实行了利润递增包干。企业开始有了自主权和自主钱，调动了企业的内生动力。同时从“傻子瓜子”、“雇工七个人以上是不是剥削”开展了大讨论，逐步放开个体私营经济。

 

　　这些重大的体制性改革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工业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居民吃穿用凭票的问题得到解决。

 

　　第二个阶段，从1992年到2010年前后，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追赶期。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破除了“姓资姓社”和“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困扰，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四大做出了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作了规定。

 

　　1994年，财税、金融，投资、外汇等市场化改革为经济体制转型打下了基础。

 

　　此时，较大比例的公有制、国有经济能不能与市场经济融合，成了一个突出问题。因此，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企业制度改革放到了重要地位，指出：“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还明确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国企现代企业制度改革25年了，至今还没有到位，由此看出它的难度。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40%的企业亏损，众多企业停工半停工。严峻的形势成为推动改革的倒逼力量。

 

　　这期间，一方面开展100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具备条件的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另一方面，实行战略性改组，抓大放小，组建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对困难企业实施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从零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兼并破产；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实施三年脱困计划，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

 

　　经过这一轮改革，国有企业分流职工约2000万人，剥离不良资产1.4万亿元，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建立。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出售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放开搞活了上万家国有中小企业，保住了大量就业岗位。国有企业的布局和组织结构得到改善。中国联通、中石化、中石油等一批大型公司在境内外上市，充实了上千亿资本金，改善了资产负债结构，为进入新世纪的十年辉煌奠定了基础。

 

　　进入21世纪，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红利开始释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又给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加了一把火，形成了三驾马车拉动产业发展的局面。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展开。一段时期，每年新增发电装机3000万至4000万千瓦。铁路一年新建3000 km到4000km；高速公路每年新建5000 km到7000km；万吨级泊位一年要增加100多个。每年建设无线通信机站约10万座。

 

　　二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拉动。住房商品化改革刺激了购房需求，仅商品房每年建设面积就达20多亿平方米，几乎占全球的一半。私人轿车从限制转向鼓励，迅速释放了潜在需求。一段时间汽车产销量年增30%-40%。从2002年到2017年的15年间，汽车产量增加了8.8倍。平均每年净增170万-200万辆的汽车生产能力。

 

　　三是进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从2001年到2010年的9年增长5.8倍。

 

　　这期间一个影响长远的进步是中外合资合作迅速发展，我国的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体系。

 

　　第三阶段，2010年之后开始的向创新驱动转型期。

 

　　2010年之后，我国经济发生了一系列趋势性变化：2011年开始，越过了年度投资的峰值期，劳动人口进入绝对数递减阶段，第三产业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消费占GDP比重超过50%，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超过了一半，进出口的增长势头减弱，资源环境的约束已十分强劲。此时，投资出口拉动增长的能力减弱。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如何防止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引起政府部门和国内外专家关注。向创新驱动转型已势在必然。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在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的同时，在几条战线上推进经济增长动力转型和产业的创新和升级：国家制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不断改善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破解了一些阻碍创新的体制障碍；对传统产业淘汰落后、压缩过剩；倡导以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和提升制造业；倡导“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这一系列举措较快发挥了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快速启动，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加快，各种创新创业活动日趋活跃，信息化水平快速提升，较好地消化了增长速度回落带来的风险。为经济增长动力转型开了一个好头。

 

　　三个阶段中的三种现象值得重视

 

　　第一，中国跟上了全球互联网大潮。在2000年前后，BAT三家互联网公司相继设立。在中国的互联网中建起了浏览平台、交互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推动形成了一轮互联网热潮，各类互联网公司如雨后春笋。国家顺势而为，及时提出工业化要与信息化融合，推进“互联网+”，发挥信息化对生产力的乘数效应。信息化很快从城市到农村，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渗透。所到之处无不改变了面貌、提高了效率，大大提高了全社会对信息化的认知度。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普及率以远高于世界的速度增长，2009年开始，中国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为我国迎接新一轮工业革命赢得了主动。

 

　　第二，在旺盛的需求和追求GDP冲动共同作用下，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电力，造船等传统产业，各个地方和企业竞相扩大投资、增加产能，已经到了刹不住车的程度。2003年12月，国务院就下文给各地分配压缩指标，还由国务院领导与各省市分管领导签订“责任状”。但情况没有改变。之后，一直到2014年政府五次下达压缩指令，但钢铁产量却增长了2.7倍，电解铝增长了7.8倍，水泥增长了1.9倍。去产能的进度远远赶不上增产能的速度，众多行业产能超常规过剩。2015年，中央不得不下决心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主要资源投向了产能扩张，技术能力没能同步跟进，是我国产业普遍大而不强的重要原因。

 

　　第三，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集中统一管理国有企业，在推进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与此同时，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界限越来越深，政府显性或隐性采取差异化政策。要求开放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2005年，国务院颁发“非公经济36条”，提出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和领域。2006年12月，国资委宣布在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7大行业国有企业绝对控制；在钢铁、汽车等9大行业保持控制地位。2010年5月，国务院再次发布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新36条”。这期间，“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争议不断。从这些现象的背后可以看出所有制的割裂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贯彻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消除所有制鸿沟

 

　　陈清泰还就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消除所有制鸿沟等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把产业政策放到经济管理的重要位置。如果对近30年产业政策做一个评估，可以说，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初期，有失有得，得大于失。所谓有得，一是以产业政策接盘，使刚性的计划管理逐渐退坡。二是一些普适性政策，如兼并破产、减人增效、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研发费加计扣除和加强产权保护等改善了企业发展环境。三是在市场失灵领域设立16个重大专项等促进了产业水平的提升。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政策有得有失，所谓有失，一是行政性垄断未能减退，市场壁垒依然存在；二是所有制歧视未能消除，市场主体的不平等被固化；三是企业市场进入和投资决策的权力未能到位；四是区域市场分割依然存在，没有明显减退。

 

　　促进产业发展的有两大政策，一个是产业政策、一个是竞争政策。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政府已经没有信息优势，最需要的是有效的市场竞争。目前，一些产业政策抑制竞争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增长动力转型的障碍。

 

　　当前，要把竞争政策放在基础地位，认真贯彻国务院发布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使产业政策限定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不阻碍竞争。

 

　　第二，消除所有制鸿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进入21世纪，“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的争议一波又一波。这是个伪命题，国家追求的是所有资本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把经济总量做得最大，而不是“谁进”或“谁退”。各类资本都是国家发展的宝贵资源，都应有公平的权利、受公平的保护。

 

　　争论的焦点是竞争的公平性。人为认定各类所有制成分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和由哪种所有制成分保持“控制地位”，并通过差异化政策来保障实现，这违背了公平与效率原则。除少数极特殊领域外，各类企业所占比重应当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不能将人为规定的占比放到超越经济发展的高度，不惜扭曲市场、降低效率，刻意实现。

 

　　现在，每个企业、包括上市公司的头上都贴上了“所有制标签”，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所有制歧视割裂了市场，国有企业和银行更倾向于体制内进行交易，跨所有制的人才、技术、商品以及产权等生产要素流动都遇到了非经济因素的阻挠，降低了整体经济效率。

 

　　消除所有制鸿沟对各类所有制企业都是一次解放。20世纪90年代初“姓资姓社”问题的突破，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增长潜力。今天，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时期，特别需要释放亿万人民求富创业的内在动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如果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为奔向高收入国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