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痴

　　那年我12岁，在上小学四年级。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杏花谢了，桃花谢了，野菊花刚从草丛中挤出笑脸，白色的花、黄色的花，像星星一般点缀在绿茵茵的草坡上。农人们在附近的田野里忙碌着，一头牛立在不远处吃草，啃一口草抬头瞅我一眼，瞅我一眼又低头啃口草。春风和煦，阳光灿烂。我站在草坡上突然就想放声歌唱了。

　　于是我就张开手臂放声歌唱了起来。我一首歌接着一首歌地唱，从《阿里山的姑娘》《北国之春》到《乌苏里江船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把自己熟悉的几首歌唱了个遍。对于我来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为我一直是个性格内敛、人前爱脸红、爱羞涩的少年。我从来没有在人前大声喧哗过，没有在人前放声歌唱过。但那个奇怪的下午，让我一点羞涩的感觉都没有了，有人从我眼前路过甚至驻足我也不管。我唱得很投入、很迷醉。我突然发觉自己的歌唱得这么好，没准长大了我也能成为歌唱家呢，以后应该天天放声歌唱才是。

　　但那天晚上，我的姐姐却说，我的歌唱得实在是太难听了，像一只狼在嚎叫。“不知为什么，你还嚎叫了一个下午，我听了都替你害羞，没好意思上前告诉你。”我姐姐说。我的脸色立刻由方才的沾沾自喜变成了一匹窘迫的大红布。腼腆、自尊心又极强的我从此不敢在人前歌唱，不敢放声歌唱，以至现在偶尔有人邀请我去卡拉OK聚聚时，我都以五音不全为由拒绝。

　　过去了许多年，之所以又想起了那个春日的下午，是因为我现在成了一名作家。上帝为我关闭了歌唱那扇门时，为我打开了写作这扇窗。但检视自己的作品时，我的心中依然很忐忑。我的作品虽然是自己的心血凝聚而成，但是否也像少年时的自己，唱得很投入、很迷醉，甚至自己都被这种投入和迷醉感动得热泪盈眶，而在别人的眼里，却是五音不全，像狼长嚎一样，让人不忍卒听？

　　这种疑心是时常存在的，也不是不自信的表现。因为，文章写得好坏并不是自己说了算，是要由读者来评判的。所以我每完成一篇作品，首先要征求身边亲友的意见，身边的亲友觉得好，我就投寄给刊物。身边亲友觉得不好的，先放下来沉淀一段时日，不足的地方凸现出来了，再认真进行打磨。不是说唐朝的白居易写诗，首先也是征求邻居老奶奶的意见吗？时光的流逝，改变了曾经那个腼腆、自尊心极强的少年。现在的我有了勇于正视自己缺陷的勇气，并在生活中努力地修补这种缺陷，而不是像少年时那样再选择一味地逃避。

　　生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作为作家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面对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我想我们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记录者，让我们的文字留下这个时代的印记。这种记录自然不是新闻式的记录，新闻记录由新闻记者去完成。作为作家，要用文学的方式，形象地描写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敏锐地捕捉各种社会思潮的动向，给读者提供思考生活、认知世界的精神容量。作家不应做时代的逃避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写些脱离时代的无病呻吟的东西。

　　每位作家的视野都受到自身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虽然在视野方面有“一手素材”“二手素材”之说，但作为个体，每一位作家的作品都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只能烛照到几个有限的层面上。这些年，我敬畏生活、敬畏文字，且以一颗虔诚的心在从事着自己所喜爱的事业。从题材上来看，我选材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路径。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发生巨变的当下，思考农民进城后能否留得下来？或许能留下来，甚至农民的身份也改变了，变成了新市民，但精神上能否真正融入都市？城乡空间转换，那留在记忆中的亲情、乡情是否异化了的问题。发表于《鸭绿江》的城里的月亮》，发表于《中国作家》的《水乳交融》，发表于《作家》的《老乡》，发表于《安徽文学》的《来到京城》，发表于《北京文学》的《谢兰香还能再来北京吗？》等就是关注上述问题的小说。

　　因为我曾经在高校生活和工作过，关注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高校生活、科学研究乃至教学管理方面的情况就自然而然成了我创作的第二个取材路径。市场经济大潮涌动不歇的今天，高校早已不是脱离社会的“象牙塔”了。高校行政化、科研腐败问题层出不穷，大河东流，泥沙俱下。高校也是观察社会的一扇窗户。这方面的作品主要有发表于《山花》的《当我来到霞村的时候》。这篇作品明写高校考研人的生存状态，暗讽近年高校涌现的考研经济和研究生招生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发表于《鸭绿江》的《我在学报当编辑》，是讽刺高校科研中一些毫无价值的科研产出的。一些科研人员，花着纳税人的钱，却去研究什么“孙悟空的老家在哪？”“曹雪芹有几根胡子？”等让人啼笑皆非的问题。手头正在创作的一个短篇《寻找朱三五先生》也是取材于高校生活。作品的讽刺意味要大些。

　　第三个取材路径是关注人性中的善和恶，以寓言的手法反映社会现实。我觉得在文化多元化、文学边缘化的当下，结合小动物的自身特征，采取寓言的手法，或者把人物变形，用漫画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可能更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在这方面我已经写了一个系列，如发表在《黄河文学》上的《失落在街头的小鱼》，发表于《钟山》的《昆士郎博士和他的小蚂蚁》，发表于《北京文学》的《人、狗、狼》，发表于《文艺报》的《群鸡》等。这些作品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评论家的关注，也基本上被收入了选本或转载。

　　作为一位作家，以虔诚的心，来记录自己的时代，反映自己的时代，为自己的时代放歌，才能无愧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伟大的时代。

　　当然，文学作品并非时代的“传声筒”，更不是时代的“镜子”，我们也不能无限放大她的认知功能和教育作用。文学作品首先应该是语言的艺术，再细一点说，是文字的艺术。在这个纷繁复杂、如万花筒般变化的高节奏时代，怎样为读者提供一篇不冗长、不沉闷、不艰涩、不平淡的作品，让读者在享受文字美的同时，能引起内心情感的共鸣，并获得精神的升华，是我所期愿的，并且一直在努力着。特别是这一年（编者注：2013-2014年）来，我自己也完成了从新闻记者到文学期刊编辑身份的转换，浸淫于文学作品中，也能更多地发现自己创作中的不足。

　　日本人用“音痴”来称呼那些在音乐方面五音不全的人。我很喜欢日语中的这个词。大约在日本人那里，这个“音痴”的“痴”字近似于汉语的“呆”，是“不擅长、不开窍”的意思吧。我却更愿意从字面上把这个“痴”字作为“痴迷”的意思来理解。你看，一位“音痴”，他虽然五音不全，但他并不羞怯于展示自己的歌喉，而是不舍不弃地、一往情深地“痴迷”于音乐。他时常呼应着自己的内心，“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想什么时候歌唱就什么时候歌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想怎么歌唱就怎么歌唱。

　　他的歌声虽然不美妙，但他一直在努力着，期待着自己能有一天唱出一首完美动听的歌来。善良的你，请你带着一颗真诚的心来倾听吧。你会从他的歌声中听出一份真诚来，听出一份不屈不挠来，这便成了打动你心的东西。

　　我觉得做一位这样的“音痴”便已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