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问西东 从庞贝壁画开始讲述丝绸之路的故事

　　200多年前，一支考古队，在庞贝古城的一所别墅的卧室壁画上，发现了一位身着丝绸的女子，绿底白衣，衣袂飘飘，虽有些许斑驳，依然尽显曼妙妩媚。

　　这就是著名的庞贝壁画《花神芙罗拉》，后来收藏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最近，她来到中国，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无问东西”展览的开篇之作。

　　《花神芙罗拉》　公元1世纪　庞贝出土　47x41x6cm　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有人说，传统的东方与西方，有一种深入骨髓的隔绝。东方与西方，它们如同白天与黑夜一般相互交替：当东方如日中天时，西方尚在黑暗之中;当西方灿烂辉煌时，东方已沉沉睡去。这样的说法，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军看来并不是准确，他认为，中国和罗马帝国，早在两千年前，就相互把对方视作日出与日落之地。

　　13世纪，马可·波罗一行从威尼斯出发，来到了遥远的中国。彼时的中国，处于元朝忽必烈的大一统之下，马可·波罗见证了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繁盛。17年后，他们回到故乡，此时的威尼斯开始酝酿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意大利半岛是葡萄种植区，自古便以葡萄酒生产蜚声海外；中国是桑树的原产地，是世界上第一个制造出丝绸的国家，所到之地，无不广受追捧，穿在最尊贵的人物，或曼妙的女神身上。而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商路，后来也被命名为“丝绸之路”。

　　而庞贝壁画中花神身上的丝绸和尾篇几位相似的“窈窕淑女”，正是展览最核心的线索，讲述东西方之间古老的丝绸之路的故事。

　　悠悠千载，绵绵万里，无问西东，穿越丝绸之路，走进文艺复兴。

 

 

　　这正是“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览要讲述的故事。2018年6月9日至8月19日，来自意大利的21家博物馆、国内17家博物馆的200余件文物，共同展出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丝绸之路”的概念源自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年提出，描述历史上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地理交通，尤指汉代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有关丝绸贸易的一条穿越欧亚大陆的通道。这条道路犹如沙海上的行舟，把东西方连接在一起。

　　中国与罗马帝国，两个代表当时文明最高成就的伟大古国，从对彼此的茫茫然一无所知，到偶然、零星地跨越千山万水相遇，在青铜、玻璃、丝绸等遗存上，留下了彼此交流的痕迹。

　　这就是展览第一单元：大漠之舟，以青铜艺术作为开端。

　　别样的青铜

　　中国的三星堆青铜人像与古罗马青铜人体，中国东汉的三羊钮铜酒樽与古罗马的青铜容器，两组风格截然不同的青铜艺术，将两种不同的古老文明更加直接地呈现于观众眼前。

　　中国青铜器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古罗马、古希腊人传承伊特鲁里亚造物文化，在青铜等金属铸造方面技术精湛。

　　三星堆铜人头像 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 高39.3cm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是一件典型的三星堆人像，青铜人神情诡秘，面部上宽下窄，倒梯型，宽眉，阔口，杏核眼，两耳饰卷云纹，耳垂有穿，脑后梳长辫，发丝根根可见。

　　男青年青铜雕像 公元前5世纪 125.5x45.5x37cm 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男青年青铜雕像局部

　　这一青铜男雕像与三星堆青铜风格差异明显。古希腊认为神人同体，完美的人体是神性的体现，就像这一件雕像，古典雕塑在形式表达上追求具象写实、逼真再现。

　　古罗马青铜容器 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 高60.5cm 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在中国古代，青铜很大比例是用于制造礼器的，而这件古罗马的青铜器猜测可能是用来盛葡萄酒的，器型采用古希腊罗马经典的双耳敞口罐器型，整体风格典雅质朴。

　　三羊钮铜酒樽 东汉 高21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一青铜容器，是汉代最主要的—种盛酒器。樽分为盆形和桶形两类，馆藏这件三羊铜樽即是一件桶形樽。在汉代饮宴时，要先将酒从瓮或壶中倒在樽里，再用勺酌入耳杯饮用。

　　此樽为隆盖，盖顶中间有—环钮，外有3个卧羊形钮。桶形樽的三蹄足极矮，其下难以燃火，不能用于加温，盛的应是冷的酝酒。
 

　　除了对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需求外，对于珠饰装饰品的追求，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的每一步前行。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蕞尔小物，却蕴藏着风光无限的大千世界。本组来自东西方的玻璃饰品，即满载着当时人们的信仰、审美与技艺，跨越时空，隐约勾勒出一条久已存在的玻璃流传之路。

　　含蜻蜓眼的玻璃的珠串 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5世纪

　　蜻蜓眼式玻璃珠是古埃及人抵御邪恶力量的护身符，后来也很快在欧亚大陆盛行。辗转至楚地后，楚人也仿制这样的珠子和珠串，还根据自己的审美习惯进行再创作，比如用几何的纹间隔同心圆就是中国特有的图案。可见蜻蜓眼就是丝绸之路东西方交流的文化见证，而且进入中国之后，蜻蜓眼全然蜕去了西方的辟邪效用，而加入了装饰的功能。

　　蜻蜓眼玻璃珠 战国 直径2.1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这颗珠子1954年在湖南衡阳市公行山出土，这就属于中国特有的玻璃蜻蜓眼，是中西文化和艺术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蜻蜓眼到了楚地之后的一个典型改造，毫无疑问，蜻蜓眼的绚烂色彩和别致造型赢得了楚人的偏爱。楚国人利用自己掌握的玻璃工艺大量制作并改造蜻蜓眼。

　　彩色玻璃容器 公元2世纪-公元3世纪 意大利罗马卡皮托利尼考古博物馆藏

　　彩色玻璃容器 2-3世纪 意大利罗马卡皮托利尼考古博物馆藏

　　古罗马帝国因其绚烂的彩色玻璃，成为当时世界公认的玻璃制造中心，直到今天，意大利的玻璃工艺依然位于世界前列。“君子尚玉”中国人却另辟蹊径，将外来的玻璃制造工艺大量用于玉器的仿制，并开创性的将青铜铸造所使用的模压工艺延伸于玻璃制造，长沙即是楚国玻璃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

　　网纹玻璃杯 北魏时期外来玻璃器 高6.7cm 1948年河北省景县北魏封氏墓群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玻璃器是东罗马帝国时期黑海北岸地区所生产的，采用的是模吹制方法成型，经过测定其材料是普通的钠钙玻璃，杯子腹部贴了3条波纹作为装饰，并相互衔接成网目纹。

　　椭圆形绿玻璃瓶 隋代 高12.5cm 1957年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玻璃瓶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玻璃器，反应了隋代玻璃吹制技术的水平。玻璃壁极薄，是中国传统玻璃器的造型，经过化验，这件玻璃器的质地是高铅玻璃和碱玻璃。
 

　　在这悠悠千载的岁月里，遥遥万里的丝路上，留下的是行客的身影和驼铃的回响。

　　一队队商旅，一匹匹驮满货物的骆驼，一艘艘乘风破浪的海船，和一个个姿态生动的行客，随着驼铃或喧嚣的人声，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只留下他们或它们的身影，凝固在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上，所以此次展览还展出了于此有关的艺术品。

　　胡人牵马铜俑 东汉 马高51.1cm 俑高43cm 1976年湖南衡阳县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胡人牵马铜俑

　　这件铜俑大眼、高鼻，卷发，为胡人的相貌特征，马体健膘壮，额顶有角，应该是西域来的马，反应出东汉时期中国与外族的文化交流。

　　中国人对于马的重视大约是在汉武帝开始的，汉武帝在打击匈奴、稳定北方边陲的战争中认识到马的重要性，尤其是良马。而到了唐代，马对唐人的生活更是不可或缺，有征战沙场的马，也有供日常出行的坐骑，有民间饲养的马，也有专门为宫廷表演而驯养的马。

　　彩绘背包袱男胡俑 唐代 高27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彩绘陶马与胡人驯马俑 唐代（618年-907年） 俑高36.8cm 马高40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彩绘陶马与胡人驯马俑

　　黄釉驮袱骆驼 唐代 高49.5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而在古代罗马的百科全书式作家老普林尼的《自然史》里就描述了中国的丝绸远销罗马的历史：“赛里斯国（Serica中国）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

　　古代罗马的百科全书式作家老普林尼的《自然史》

　　这里的赛里斯国（Serica）就是中国，意思是“产丝之国”，从文中可见，老普林尼的年代（公元23-79年）并不清楚丝绸是如何制成的。

　　彩绣云纹香囊 长7.5cm 193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楼兰遗址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汉代的刺绣技术很高超，绣工在飞针走线之际还会对底样做出适当的修正。刺绣的题材也很丰富。这件香囊在深香色的布面上以红、黄、绿色丝线绣出花朵纹及变形云纹，针脚整齐，绣工相当熟练。

　　阿弗洛狄忒 公元1世纪-公元2世纪 高129cm 意大利罗马蒙特马尔蒂尼中心博物馆

　　雅典娜大理石雕像 公元1世纪-公元5世纪 高145cm 意大利罗马蒙特马尔蒂尼中心博物馆

　　雅典娜大理石雕像局部

　　雅典娜和阿弗洛狄忒分别是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和爱与美神。古希腊罗马人皆宜亚麻和羊毛为纺织纤维。汉代，丝绸传入欧洲之后，很快就风靡了整个罗马帝国。轻柔飘逸的中国丝绸，为追求表现人体之美的古罗马雕塑更添了灵动与风韵。
 

　　根据传统的宗教观，中世纪的欧洲人认为世界的中心是耶路撒冷，伊甸园则位于东方。

　　但在公元13世纪之前，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意大利，这两个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蒙眼巨人，只能彼此摸索着感受对方的存在。

　　在中世纪，西方人普遍地将东方想象为一个遍地黄金、流淌着奶与蜜的丰庶之地，是伊甸园之所在。他们对东方世界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但对它真实的地理位置和基本状况的记述却充满了幻想与谬误。

　　指南针，改变了这一切。这就展览的第二单元：跨越七海。

　　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国古人在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规律的认识和总结，被广泛运用于堪舆、航海和军事等活动，并经阿拉伯人之手传入西方。随着航海实践的不断积累，在指南针的辅助下，人们将航线绘制成专门的海图以指导航行。指南针与海图成为东西方认识并探索世界的重要工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罗盘 清代 广东省博物馆藏

　　这件罗盘用十二地支、八天干和四卦标注出二十四个基本方位，加上相邻两字又可以指代一个方位，实际上可以指示48个方位。

　　针碗 元代 高7.8cm 1964年大连市出土 旅顺博物馆藏

　　“针碗”是指航海用的水罗盘。使用时，先在碗内注水，放入一根穿在浮漂上的磁针；随后将碗底“王”字中的竖线对准船身中心线，如发生转向，磁针与细线间会出现夹角，可指示方向的变化。

　　罗盘 公元17世纪 黄铜 直径12cm 意大利威尼斯科雷尔博物馆藏

　　这件罗盘的盘面描绘着指示八个基本方位的风向玫瑰，外圈标注出方位数字，有助于增强指向功能的标准型，外部带着黄铜的提手，可以悬挂使用。

　　《地中海航行》插图中 从多个角度描绘了当时欧洲罗盘的形态与构成。

　　航海图 1311年 皮埃特罗·维斯孔特绘制 兽皮纸，彩绘 47x62cm 意大利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藏

　　这幅航海图是现存最早的中世纪海图之一，以意大利为中心，描绘了地中海和北欧地区的海岸线。图中多处均出现向港口和城市发出放射状航线的中心点，在航行中，水手可以通过对比罗盘指示的方位与途中航线的指向，准确地达到目的地。

　　看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出发到波斯湾、东非以及欧洲的远洋航线全长曾超过14000公里。近些年来，随着水下考古技术的发达，出水的沉船残骸、大批安眠于海底的瓷器、金银器陆陆续续在各地展览中呈现，它们都是繁盛熙攘的海上贸易的见证。

　　“黑石”号沉船残骸 唐代 木 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出水 湖南省博物馆藏

　　“黑石”号是1998年在印尼海域发现的一艘唐代沉船，采用了南方较常见单桅缝合帆船制造技术。船上发现了大批专供外销的长沙窑瓷器，并带有阿拉伯文、骑士、胡人吹笛、舞蹈者、椰枣纹等颇具异国情调的装饰。

　　达摩渡海铜镜 金 直径15.2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蓬莱一号”古船模型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藏

　　龙泉窑青釉菊瓣纹盘 南宋（1127-1279年） 口径18.3cm 南海一号沉船出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宋代龙泉青瓷器多生产日用品，工艺精湛，是当时主要的外销瓷品种之一。

　　龙泉窑青釉刻花卉纹碗 南宋（1127-1279年） 口径16.2cm 南海一号沉船出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德化窑青白釉印花八棱执壶 南宋（1127-1279年） 南海一号沉船出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有了指南针和航海图，欧洲的旅行家们开始跨越千山万水，寻找伊甸园。

　　直到公元13世纪，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欧洲旅行家向着东方前进。只在轶闻和传说中惊鸿一现的遥远东方，也向异域的来客张开了她的怀抱。悠悠千余年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人们的交往日益紧密，对世界的认识也逐步从“四海”扩大到了“七海”。

　　马可·波罗肖像 公元19世纪 达拉·吉塞佩绘制 铜版画 意大利威尼斯科雷尔博物馆藏

　　弗拉·毛罗世界地图 1459年 弗拉·毛罗绘制 250x250cm 原件收藏于意大利威尼斯马尔恰那国家图书馆

　　弗拉·毛罗世界地图细节 图片中心即是卢沟桥，再往左上就

　　弗拉·毛罗世界地图示意图

　　而彼时的中国社会是怎样的呢？这是展览的第四单元：帝国剪影。

　　在马可·波罗到达东方时，统治中国的正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大蒙古国，称“大都”。大都形成了完整制度的大都王朝以华美的服饰、界限分明的等级次序，来确定自身的高贵地位。

　　在蒙古统治下，国力强盛，水陆交通发达，外国使臣和朝拜者接踵而至，促进了蒙元社会与经济的高度繁荣，构成了这个百年王朝的生动面貌，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在欧洲艺术中留下了活跃的剪影。

　　陶俑一组 元代 内蒙古博物馆

　　元代后妃太子相册

　　元代建立了发达的驿站制度，以大都为中心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驿道，东来西往的军政人员、各国使者、商人、文人不绝于途。而此次展出的陶俑展示了丝绸之路上的一支商旅队伍。

　　兽面纹铜爵 1350年 湖南省博物馆藏

　　卧狮石雕 北京海淀区新街口元代大都遗址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元代石狮雕刻艺术在人们生活中使用的范围比较广泛。此石雕应为元代大都建筑台基角石，雕塑着卧狮的形象。

 

 

　　汉白玉麒麟石栏板 元代 北京西城区大都供电遗址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该装饰应该是元大都宫殿建筑的栏板，主体使用了四连弧的开光装饰形式，内雕芝草双麒麟。

　　蒙元王朝还创造出了犹如七色霓虹般的多元文化艺术成就。元代青花瓷器，连接了中西文化，成为七百多年来一直被世人所推崇的瓷器艺术之至宝；元杂剧，浸染于元人的生活，成就了中国戏剧艺术史上的顶峰，并凝固于其它艺术载体，流传至今；元代铜器，在恢复古代礼制的呼声中得到了复兴，演绎出新的成就与辉煌；元代书画，得益于多民族文人的深入交往，别开生面，把中国书画推向一个新阶段。

　　青花双耳梅花纹带座瓶 元代 1996年湖南常德出土 澧县博物馆藏

　　磁州窑唐僧取经图枕 元代 广东省博物馆藏

　　元代 任仁发 《张果老见明皇图卷》 绢本设色 41.5x107.3cm 故宫博物院藏

　　任仁发是元代著名水利专家和画家，画面描绘了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张果老及弟子见唐明皇的画面，在明皇面前实战法术。画面右侧的张果老坐于绣墩上，面带微笑，翻掌言语。唐明皇李隆基全神贯注的看着从小童布袋中奔跑出来的小驴。全图设色明丽古雅，人物表情和瞬间的动态被表现的极为细腻。

　　元代 泰不华 《篆书陋室铭卷》 故宫博物院藏

　　泰不华是蒙古人，17岁得浙江乡试第一名，18岁廷试中进士第一。这是他书唐代《陋室铭》全篇，这是泰不华至今唯一的篆书真迹。

　　倪瓒《水竹居图》 1343年 纸本设色 113cm×53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到达大都帝国17年之后，马可·波罗一行启程返乡，他们的行囊中都带了什么？

　　这是展览第四单元：凤凰西行。

　　这一单元用三类器物的对比来呈现，来自东方的图案、工艺与时尚，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欧洲，并融入欧洲人的日常生活。

　　毫无疑问，首先是中国瓷器，中国瓷器以其半透明的质地、精美的花纹、精致的造型、高超的工艺，赢得了人们的赞叹，瓷器收藏成为时尚，成为人们眼中的神奇之物，大量的欧洲仿造品亦随之产生。这些仿制品亦真亦幻，似曾相识，形成一曲动人的青花变奏。

　　景德镇窑青花双凤纹玉壶春瓶 元代 1977年内蒙古通辽市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云头凤纹六棱瓶 明代嘉靖年间 意大利法恩扎国际陶瓷博物馆藏

　　云头凤纹六棱瓶 明代嘉靖年间 意大利法恩扎国际陶瓷博物馆藏

　　美第奇软瓷罐 1575年 高12.5cm，底径5.5cm 意大利那不勒斯马提纳公爵博物馆藏

　　在瓷器青花纹样对西方的影响之外，莲花纹样同样也是东方纹样产生了重要影响，莲花盛开在东方，是道德的高洁、智慧的觉醒和生命的繁衍的象征；莲花盛开在西方，盛开在圣母的衣袍上，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象征。

　　龙泉窑刻花缠枝莲碗 明代 高9.2cm，口径16. 8cm 上海博物馆藏

　　青玉执莲童子 送点 高6.3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圣凯瑟琳的神秘婚姻 1359年 洛伦佐·委内齐亚诺 意大利威尼斯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圣凯瑟琳是公元4世纪亚历山大城国王科斯杜斯的女儿，她视上帝为唯一的爱人，最终因为信仰而殉教。画面中耶稣正将戒指戴在圣凯瑟琳的手上。圣母蓝色长袍上有金色的莲花图案。这类蓝底莲花纹织金锦在当时的威尼斯应该是很珍贵的，所以只用在圣母或者圣徒身上。

　　宝座上的圣母子 约1335年 保罗·委内齐亚诺 意大利威尼斯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圣母身批蓝色长袍，上面金色的花卉为中国式莲花图案。13-14世纪，威尼斯凭借其地理优势，在海外贸易中特别活跃，画家很可能通过来自中国或者东方的丝绸接触到莲花图案。

　　展览同样展出了一组形象相似但工艺和材质均有所不同的器物，犹如同一只凤凰穿越不同器物、穿越欧亚大陆静穆渊深的蓝天，最后栖息在一片金色的树林之中。

　　磁州窑白地黑花刻划凤纹罐 元代 （1271-1368年） 北京房山区良乡年代窑藏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直口、短颈、溜肩、鼓腹、沙底。腹部先用黑彩描绘云凤纹，再以锐器在云凤纹上划出羽毛和云层，此凤凰呈回首张望状，尾羽飘扬，具有百鸟之王的气势，两只凤凰首尾相连，形成循环往复的视觉效果。

　　景德镇窑青花凤首扁壶 元代 北京西城区元代窖藏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扁壶以昂首的凤首为流，以卷起的凤尾为柄，凤身绘于壶体上部，双翅分布在壶体两侧。采用多种制作工艺，壶流为模制成型，壶柄以捏塑成型，再合为一体，可谓是凤纹与瓷器造型的完美结合。

　　凤鹿纹八角形瓷砖 13-14世纪 意大利罗马朱塞佩·图齐东方艺术博物馆藏

　　伊利汗国瓷砖，以蓝色、黄色、白色三个颜色为主色调，外侧边缘以蓝色绘制图案，内部八角形里绘有两只呈站立回首的鹿，空隙中穿插着各式花卉与飞鸟，特别是在鹿的上方有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似乎正从遥远的东方飞来。

　　相对于东方在青花、纹样等方面对西方产生的影响，或许丝绸给西方人带去的影响是更大的。丝绸之路将西方人孜孜以求的东方丝绸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大陆，上到教皇，下至画师均对“鞑靼丝绸”耳熟能详。丝绸成为教皇的收藏，更成为文艺复兴大师笔下的母题，无论是丝绸纹饰，还是丝绸作为补子的用途，这些异国风情引得人们纷纷效仿。

　　这就是展览的第五单元：丝绸之梦。

　　一群群凤凰、飞鸟、狮子和奔兽，或呈非对称的斜向构图，或镶嵌在圆形的装饰骨架中，似乎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之中……这些奇异的东方动物，带动了一场欧洲丝绸装饰的革命。

　　动物纹织金锦 14世纪下半叶 意大利佛罗伦萨巴杰罗国家博物馆藏

　　凤凰纹织金锦 公元14世纪上半叶 31x15cm 意大利威尼斯莫契尼戈宫藏

　　这件织锦可能生产于伊利汗国。松果和对称的动物图案具有伊斯兰装饰风格，锯齿状的长条尾羽、头顶和腮部飞舞的翎毛，展开的双翅等特征说明其模仿了中国的凤鸟图案，体现了伊斯兰和中国风格的融合。

 

 

　　凤纹织金锦 元代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织金锦由三段拼接而成，一段是菱格状卷云纹，另外两段则装饰凤纹。凤纹锦残存四只凤凰，舒展飞翔，有卷云般的尾羽，相互之间穿插莲花纹样。常常用于服饰衣物，深受蒙元贵族欢迎。

　　动物纹织金锦残片 公元14世纪 意大利威尼斯莫契尼戈宫藏

　　该织锦生产于14世纪的伊利汗国，图案中羊和衔鱼的鸟儿以双曲线的花枝蔓藤相互串联，这类构图在元代丝绸中较为常见，该残片可能是教皇法衣的一部分，中世纪以来，东方丝绸经常会用于制作教会服饰，以提升其威望和价值。

　　圣史蒂芬 1320年—1325年 乔托·迪邦多内 木板坦培拉84cm×54cm 意大利佛罗伦萨霍恩基金会藏 其衣服上就有东方纹样

　　动物和花卉纹刺绣 公元16世纪 意大利威尼斯莫契尼戈宫藏

　　也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们的行囊之中除了丝绸、陶瓷等珍宝外，可能还有一些类似于《耕织图》那样的中国画，画作被带到了西方，并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元代 黄公望 《溪山雨意图》 29.8x106.6cm 中国国家博物馆

 

 

　　黄公望 《溪山雨意图》 局部

　　15世纪欧洲风景画

　　黄公望这幅绘画近景有坡石树木，远景为无尽的云山，这幅画与公园15世纪的欧洲早会风景会形成鲜明对比。

　　从13世纪的丝绸之路，到20世纪的西学东渐，展览还探察了中西文化交往在中国本土留下的物质与艺术文化痕迹，以及这些痕迹对于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

　　这是展览的第六单元：世界交融

　　我们惊奇的发现，圣母玛利亚怀抱幼小的耶稣，和怀抱幼童的送子观音的形象竟是如此相似。

　　左图是唐伯虎 款的送子观音像 原件收藏于美国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右侧是欧洲16世纪木板油画 《罗马人民的保护者圣母玛利亚像》 意大利罗马圣安德烈教堂收藏

　　哺乳圣母 约1320年 木板坦培拉 原件收藏于意大利锡耶纳国家画廊 画面值得注意的是圣母的形象，她拥有细长的东方式的研究，而怀中的圣子则是圆圆的眼睛，典型的西方样貌，反映出14世纪，西方与东方相关的一切在欧洲都蔚为时尚。

　　白釉送子观音像 明代 故宫博物院藏

　　象牙雕抱子侍女像 明代 故宫博物院藏

　　在宗教传播中东西方交融最为值得关注的则是十字架的东方化。元明之际，西方商人和传教士从遥远的地球另一边来到中国，在贸易和宣教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文化，在埋骨他乡之余也留下了十字架、天使、圣人等文化符号，并与传统中国的图案如莲花和太极等元素交融为一体，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装饰元素和装饰母题。

 

 

　　利玛窦与徐光启像 1670年 意大利罗马中央国家图书馆藏

　　再往后追溯，则到了公元16世纪末，利玛窦作为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他家乡的图像、书籍和技术。一个中西交流的新纪元开始了，这就到了我们熟知的西学东渐时代。

　　《新会木美人》 明代（1368-1644年） 明代 佚名 木板油画 160x41.5x8cm 新会博物馆藏

　　或许是策展人的特意安排，展览的尾篇，呼应，与开篇展出的题材同样也是美丽的女子。一幅是明代（1368-1644年）的木板油画《新会木美人》，木板上描绘了两个与真人等大的青年女子，虽木板残损严重，但依然能够分辨出女子的汉式服装、西式长裙和西方人的面容特征。而这与16世纪枫丹白露画派陛下的欧洲女性尤为相像。

　　《沐浴中的女人》 公元16世纪末 枫丹白露画派画家 木板油画 158x129x10.5cm 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藏

　　《加百列和她的妹妹》 约1594年 枫丹白露画派画家 木板油画 96x125cm 原件收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此次展出为复制品。

　　从马可·波罗的的来与往，整个展览的200多件文物很具体的串联起来13-16世纪的中国与西方，通过丝绸之路、航海技术变迁、日常与艺术技艺交互等模块，利用同时期文物的直接对比，文明之间的异同就由抽象变得具体起来。

　　那个时代早已被忘却的欧亚大陆两端活跃的文化交流重新被提及。如策展人语：最后再来审视新会木美人与枫丹白露木板油画中的几位 “窈窕淑女”，惊讶于她们之间面容、姿态和眉眼的神似之时，随着笼罩在历史上的迷雾渐渐散去，淡忘的历史再次“浮出水面”。

　　（鸣谢：部分文物、绘画原图来源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部分作品介绍来源于展览官方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