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新我：凤凰涅槃，终成左笔大师

坐观卧读联

对于一名音乐家来说，耳朵或许就是生命的全部，或许只有贝多芬这样的天才才能“扼住命运的喉咙”。对于书画家来说，右手或许是生命的全部，或许只有费新我这样的大家，才能完成凤凰涅槃般的转变，成为一代“左笔大师”。

从来书道在吴兴

章太炎的弟子、著名文史学者朱季海先生在1972年写了一首诗《赠费》：“铁门限破苦难应，大字行书万口称。岂但晓楼工写照，从来书道在吴兴。”写这首诗的时候，费新我的书法已经蜚声书坛，以至于像古代寓居在湖州善琏的智永和尚一样，要用铁皮来包裹家中门槛，才能应付络绎不绝的求书之人。“从来书道在吴兴”一句，更揭示了费新我书法的文化渊源和地域气质。诗中的“晓楼”指的是费新我的先祖，清代著名画家费丹旭。

湖州是文化积淀丰厚的人文渊薮。当地的书画艺术，历代兴盛不衰。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江南地润无尘，人多精艺，三吴之迹，八绝之名，逸少右军，长康散骑，书画之所，其来尚矣。”三吴即东吴苏州、西吴湖州、中吴常州，八绝之一即指吴兴曹不兴的绘画。宋以后的江南是中国文化的重心，在书画艺术上形成了后人崇尚的“江左风流”。三国的曹不兴，南朝的张僧繇，唐代的高闲、沈传师，宋代的燕文贵、张先、赵孟坚，元代的钱选、赵孟頫、管道升、王蒙，直至现代的吴昌硕、沈尹默，都是彪炳艺史的大家。别具魅力的江南地理空间，其人文环境所孕育的艺术趣味，千余年来始终吐纳着巨大的艺术能量。

费新我出生于湖州双林镇，学名斯恩，字省吾，其祖父、父亲都是账房先生，写得一手漂亮工整的毛笔字是他们职业所必备的技能。费新我幼承庭训，耳濡目染，故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父亲费绮成在上海一家轮船公司做账房先生，费新我小时多是姐姐教他读书、写字。赵孟頫（吴兴）、文徵明（苏州）、董其昌（松江）等江南文化的精英，他们江左流美的书风与费新我深深契合，而赵孟頫则是费新我心追手摹的对象，病臂前的费书具有赵孟頫的娟秀流美。对江南先贤才艺的崇仰和厚蕴的地域书风的传承，促成了费新我对传统主流文化的皈依。

1918年，高小毕业的费新我到了上海，进入敬业书院继续读书，父亲为其取字“省吾”。半年后因故辍学。1919年，年方十七岁的费新我便步入社会，在上海协恒庆出口号做学徒。白天工作，晚上补习英语。其间先后拜赵藕生为师学画，跟从陈鹤年学书法，主要临摹颜真卿《麻姑仙坛记》、杨沂孙《说文部首》、苏东坡《醉翁亭记》等。

1929年，费新我取“省吾”之谐音取名为“新我”。五年以后，已经有三个孩子的费新我，毅然辞去在叶伯记出口号薪俸优厚的副账房职务，进入上海白鹤画校学习绘画，师从陈秋草、潘思彤。从这一转变中，不难体会“新我”二字中包含的决心。

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写照

其子费之雄曾回忆道：“父亲在上海白鹤画校的作业旁总是签上‘Fishingwood’这一英文名字，这正与‘费新我’的名字谐音，译成成语就是‘缘水求鱼’，其本意是爬到树上去找鱼，比喻方向、方法不对，不可能达到目的。但父亲却反其道而行之，表示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他心迹的倾吐。”

1939年，费新我经人介绍，来到上海钱君匋的万叶书店做美术编辑，从此挑起了以绘画来养家糊口的重担。钱君匋是浙江桐乡人，与费新我也算是同乡。他精于金石美术，又能鉴赏文物古迹，很欣赏费新我的才艺。费新我遇到知音，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大为提高。在短短的两年里，就编绘了铅笔画、水彩画各5本，蜡笔画、毛笔画各4本，儿童美术、综合美术各 4 本等图画范本。使费新我特别得意的一件事是，他与钱君匋有过一次成功的合作，并且这次合作了却了巴金的一个心愿。原来，巴金的倾力之作《家》问世后，社会反响非常大。为了生动演绎这部小说的情节，发挥其在青少年读者中的作用，巴金想到了运用连环画的形式。他把这个心愿跟钱君匋说了，钱君匋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于是，费新我根据《家》的故事情节，以水墨画的笔法，共绘制了146 幅画。画画得生动细腻、栩栩如生。钱君匋在费新我画好后，配上了简明精练的文字。两人的默契配合，堪称珠联璧合。费新我的导师陈秋草见到后，大加赞赏说：“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具有新启蒙运动价值的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美术界也掀起了图绘劳动模范的热潮。在新时期创作思想和观念的引导下，各个省份的画家们积极投身于这股洪流中去，用炽热的笔端去讴歌那个伟大的时代。

1951年7月，陈秋草在《上海新国画研究会概述》中就提出“艺术应为劳动人民服务和一切艺术从属于政治的观点”。费新我在绘画观念上始终受到老师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题材和人物画的创作。1956年，费新我创作的《刺绣图卷》，堪称其人物画的代表作，著名画家于非闇曾撰文，盛赞《刺绣图卷》是“一件反映妇女辛勤劳动极其出色的作品”。而1954年创作的《花岗石支援中苏大厦》组图，完全建立在写生基础上。费新我亲自赴沪观察中苏友好大厦工地及石库，又两次到金山浜，创作出金山石中国画一套六幅。1955年2月重绘，后更名为《花岗石支援中苏大厦》。此画面由六幅组图构成，具有故事情节上的连贯性，把中苏大厦所用的花岗岩的制作流程，进行了带有情节的叙述，把每个工人的劳动神态进行了细微的刻画，此图可称为费新我人物画的又一精品力作。

凤凰涅槃，左笔成春

1958年，正当费新我的艺术生涯处于黄金期时。他的右腕开始肿痛。医生诊断为舟状骨陈旧性骨折、三角骨有囊状结核性病变。虽经过多方求治。但右手腕无法治愈恢复。这对依赖右手实现艺术梦想的费新我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此时的费新我食不知味，夜不能寐。正如他事后所撰文章中说：“心里痛苦，旁人惋惜，这是我平生刺激最大、最为迷惘的时日了。”

当时有人宽慰他：右手已不能再进行书画创作，虽属不幸，好在已有了工作单位，有了固定工资收入，生活可以无虑。然而对艺术追求的强烈愿望，促使他将希望寄托在左手上。他要用左手来继续实现他的艺术梦想。当年，费新我以高凤翰“一臂思扛鼎”的精神激励自己，开始用左手习字，以临汉魏碑刻为主，同时学习书法理论。此时他已从书画并举，而转为专攻书法的艺术创作。

一个以右手为习惯用手的人，如果非要用左手书写，那需要超乎常人的坚强毅力。同时也要解决书写必然面临的问题，如书写的方向、线条的轻重疾缓、线与线之间的连接、结构上的布白等等。这些都需要书家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光有热情和汗水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出于对书法艺术的热爱与情怀，费新我改用左手书写，更是一次艺术人生的转变。

左笔书写，受用笔的反笔画顺序以及逆向书写的限制，使得很多的点画实中带虚，而虚的线条又带有墨色均匀的飞白，飞白的线条刚劲。费新我也有意识地根据左手的特性对自己的书风做了调整，他没有被动地追效右手作书的字态、笔法，而是琢磨出了一套“新我”的左笔笔法，创造出“新我”的体势字态。故其书既拙朴又灵巧，厚重而不失流畅，笔墨变化的韵律中透出自信、乐观，异趣归于自然。

渐渐地，费新我的“左笔书法”开始成形：费氏草书，凌空起笔，随起随倒，轻重疾徐一任天机。对于造型，虽受制于左臂，极易致点画内部的矛盾，但他能利用大小、疏密、斜正等对比关系，处处造险，又时时化险为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力求参差而舒适”。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休息期间问郭沫若，当时的书法，谁的最好，能否排个名次？郭沫若说：“第一名应是林散之，他的狂草当代可数第一，堪称‘当代草圣’；第二名应是费新我，他不仅书法好，而且自从右手有残疾，改左手写字，练就一身真功夫，实是难能可贵。”毛泽东则说：“费新我身残志坚，以左手练书法，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更值得我们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