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河·追忆|母亲的水饺

　　母亲身体矮小，她的脊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驼的，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驼着背的母亲总是低着头，就像一头默默耕耘不知疲劳的牛，日夜操持着我们姊妹的衣食住行，猪圈的猪、鸡窝里的鸡、看家护院的狗都需要她去喂养。要知道，我们家姊妹七个，全家九口人。每个人的衣服总是老二穿老大替下来的，老三穿老二替下来的，老四穿老三替下来的，这样以此类推，到老五以后的衣服就有些厚重了，补丁摞着补丁。

　　就是这样，家里经常是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母亲的脊背也许就是这样慢慢驼下来的。

　　每天早上还在梦中，母亲就做好了饭，让我们吃饭上学。母亲知道知识的重要，因为家里有一个患病的老师，那就是我的父亲。父亲患了肺结核，不能到学校去教书了，他的工资没了，母亲承担起全部家务，还要下地干活，以供养我们姊妹七个上学，并且每天吃上热乎乎的饭。

　　一次，母亲做了一锅白菜红薯汤，催促着我们每人一碗喝完，却发现红薯汤的下面煮了十几只水饺，我们像疯了一样争着去抢，被母亲一个个拧着耳朵拽到了一边。看母亲将水饺捞到碗里端给父亲，几双眼睛便看到了躺在床上咳嗽不止的父亲。父亲瞅着我们苦笑地摇摇头，欲让母亲分给我们吃，母亲眼一瞪，坚决地拒绝了。那个年代过年也不一定能吃上水饺，况且我们家人多，只有母亲一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工分不够，每年几乎分不到粮食。肺结核病患者那时候十有九死，有一次，父亲眼看不行了，母亲急忙请人来给父亲剃了头准备后事，谁知后来在母亲的看护下父亲却又醒了过来。母亲这才知道，那是不舍得吃喝的父亲饿晕了。后来，父亲慢慢康复，竟奇迹般地又活了几十年。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每家每户都分到了土地，粮食自给有余，吃水饺不是什么难事了，但对于我们家来说还是稍显窘迫。母亲每次都弯着腰自己擀皮子、包水饺，再烧火煮水饺。父亲一碗，我们姊妹也能每人分到一碗，而每次都是缺少母亲的那一碗。大姐二姐懂事，总给母亲留几个，可母亲说她不爱吃，用筷子再把水饺夹回大姐二姐的碗里。推让不下，母亲便用瓜干煎饼卷几个水饺当菜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落实了政策，有了工资，还有一个月几十斤的商品粮，三姐四姐也考上了大学。这年过春节，母亲早早备好了饺子馅，和我们姊妹第一次一起有说有笑地包了很多饺子，没有限制地放开吃，吃完还剩下了一大盆。最小的妹妹发现，母亲这次竟然吃了两碗水饺。妹妹把这个发现一公布，母亲的脸却红了，大姐二姐脸上的表情却很凝重，继而屋里一片宁静，慢慢传出了啜泣的声音，最后大家抱在一起哭了起来。母亲面带微笑地嗔怪：“怎么了，是想让邻居都听见吗？大过年的！”

　　后来，我们一个个都成人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家，还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可驼背的母亲老了，严重的胃溃疡让她的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一。医生叮嘱，术后愈合病人应长时间吃流质食物，不能吃硬的。

　　陪床的姐姐问：“不能吃什么样的硬质食物？”

　　医生说：“比如煎饼、水饺等。”

　　当母亲术后醒来，问她想吃什么，母亲一字一顿地说：“想、吃、水、饺。”

　　姐姐违背了医生的嘱咐，流着眼泪答应下来，将煮好的水饺当着母亲的面一个个捣碎了，和着饺子汤喂给她吃。

　　□陈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