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两年多前的那场意外,我想现在的我,也许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一名记者了吧。可现在,这一切已再无可能。我的大学、青春、理想……甚至整个人生都没了。
今天是2017年5月10日,天气真好,如果没有漫天飞舞的杨絮打扰,如果我是个普普通通、健健康康的人,那我一定愿意走在临沂的大街小巷,好好看看这里。
2014年10月14日下午6点半左右,我做家教结束后准备返回学校,当我走在北园路附近时,被一辆轿车撞倒了,严重颅脑损伤的我从此再也没有了意识。我被送到好几家医院,从临沂到济南,再到我的老家沂源,经过了多次手术之后,我依然还在沉睡。
这一定不是我,躺在临沂人民广场角落破旧病床上那个人,不应该是只有25岁的我。
父母眼里的我怎么可能是现在的样子,他们逢人便说,我是如何如何的懂事、听话,如果放在以前,我一定觉得不好意思,可事实就这样。
我的老家,在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吴家北峪村,那是一个美丽小山村,一个让人无比留恋的小山村,我的父母就靠着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他们供我考上大学,让我走出了大山。
我曾无数次想象,在自己毕业后找一份安稳体面的工作,让父母别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我念的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如果顺利的话,我也许会成为一名媒体人,走进电视台或者某一家朝气蓬勃的传媒公司。
生病前后的高东全,看了让人心疼。记者 周广聪 摄
出事之前,母亲和我通了一次电话,她说刚把家中的羊卖了,要给我打生活费。我拒绝了,因为我之前并没有告诉她,自己在外做兼职家教,我能养活自己。她听到这个消息,言语里都是心疼。
我转移了话题,说过些天要和同学去北京实习,她虽然不懂,但听到北京两个字,为我感到高兴。
我不曾想到,就是这件事,让我母亲在我出事后,更加悲痛欲绝。
医院期间,她给我大学老师打电话时得知,老师带着同学去了北京,可躺在床上不省人事的我,再也去不了北京。而我也永远看不到,母亲是如何肝肠寸断地挂了电话,抱着我放声大哭的样子。
妈妈,我对不起您,我只是想在大学里做点兼职,帮您分担供我念书的担子。可是,恰恰是我的懂事,让您“失去”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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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想
再叫他们一声“爸、妈”
13个月,这是我在医院的时间。
我并不知道,发生车祸的那晚,我的父亲、母亲接到交警的电话离家之后,他们几乎再也没有回家。
直到再也住不起院了,二老把我从医院拉回家,站在长满荒草的家门前,父母眼里的凄凉,我看不到,更想象不到。
70万元,是我住院治疗的花费,这对我的父母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事故的处理经过两次开庭,最后判肇事司机全责,赔偿我158万。可对方只给了10万,保险公司一次性赔了31万,老家的乡亲、我的老师同学给我捐了6万多,其余的23余万元都是两位老人借的。
巨额的外债,和我不见起色的病情,如同两座大山,把两位老人压得喘不过气。他们不是没有尝试过,甚至一度把所有的希望寄托给奇迹,他们每天给我播放各种声音,和我说很多很多心里话,可我让他们失望了,我还是没有醒过来。
生病前后的高东全,看了让人心疼。记者 周广聪 摄
为了只剩下一丝气息的我,他们走投无路了。所以,他们租下车,把病床和我从沂源小村带到临沂,露宿在人民广场、街头,被很多人不理解。
有人不理解,为何拖着病床把已是植物人的我,拉到临沂,露宿街头。这样“极端”的方式,对病床上的我来说,没有一点好处,甚至在加重我的病情。
也许,只有我会理解他们吧。这两天,有很多记者和市民来看我,我的父母只好不停地解释,他们也不想这样,可实在没有办法了,哪怕有一点点关注、救助也好。
这如同一场并没有多少胜算的“赌博”,他们赌的是儿子的命,他们想得到的也只是我的命。
我多想让他们赢下这场“赌博”,我多想在某一天醒过来,我多想再叫他们一声“爸、妈”,我多想……
可这些,我怕自己永远做不到了。
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引起的悲剧。
对于事故双方的赔偿,因法院已作出判决,记者没有过多地关注。高东全的父亲高洪明说,对方还有超过百万元赔偿金没有支付,这也直接导致儿子无法继续得到正常的治疗。两位老人走投无路,最终采取这样的方式。
10日上午,在本报记者采访之前,两位法院的工作人员也在现场劝高洪明不要把儿子带出来,甚至在前一晚为他们安排住处,但高洪明拒绝了他们的好意。高洪明坦言,法院执行庭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的遭遇很同情,也一直想方设法提供帮助,此前已为他们申请过法律救助金,并执行了一部分赔偿金,但全部执行仍然有困难。
这样的遭遇,几乎摧垮了两位老人,而面对不省人事的儿子,他们却又不敢停下来,即便露宿街头,他们也愿意为儿子试一试,“就算是到大街上乞讨,也要救孩子的命。”
路过的热心市民捐款。记者 周广聪 摄
就在商报记者采访过程中,有不少路过的临沂市民看到这一幕,纷纷走上前捐款,“从朋友圈里看到这一幕,这个小伙子太不幸了,虽然帮不上大忙,只希望尽一份心意吧。”市民陈先生说。
10日下午,高东全发起烧来,法院工作人员再一次为他申请了法律救助金,并协调了车辆将他送回沂源。“孩子发烧了,我们回去就得住院,谢谢法院的工作人员,也谢谢临沂的好心人。”高洪明在电话里称,过几天,他还要来临沂为孩子讨赔偿金,但下一次会听大家的,不会再带孩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