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里,传销通常都在线下进行,严密组织、非法拘禁、限制自由是惯用手段。但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传销组织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出现了虚拟性、跨地域性、隐蔽性、金融性和更具欺骗性等新特点。近日,我们深入金融传销组织内部,接触采访了部分受害者,调查金融传销的运作过程和社会危害,探讨如何防范金融传销骗局。
金融传销猖獗——
上百个资金盘出现问题,数百亿元资金被骗,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投资5000元就可成为‘云家人’,否则你将错过几百万”“五行数字货币与官方对接成功,执照已下发”。在知情人的介绍下,我们加入了一个名为五行币的传销微信群,随即收到许多类似宣传语。
一位自称“团队助理”的人介绍,只要投资5000元购买5000数字货币,就可获赠五行币一枚,发行上限5亿枚,将来会全面替代纸币,参与者经过五轮持续投资,数字货币就可兑现近410万元。
我们发现,这个微信群成员每天都在增多,高峰时一天能新添10多个,个别成员还会在群里推荐“善心汇”“九千兆”“长青树”等投资项目,让人眼花缭乱。
五行币真有这么神奇?
几经周折,我们采访到河北唐山的胡欣,其母在春节期间开始投资五行币。她表示,五行币的收益主要是后进入者为其带来的奖励提成,“每天都有大量新人注册投资,后面每注册投资一人,前面会员将获得其投资额1%的数字货币,所以大家都抢着先注册。”
“我妈已经投了至少3万元,就等着数字货币升值呢!”胡欣说,以上还只是静态收益,五行币也有动态收益。比如介绍一个人注册投资,就能拿到其投资额10%的现金提成,这叫“推荐奖”;如果推荐两个人注册,可获得额外25%的提成,称为“对碰奖”。
“其实传销组织还设计了更诱人的提成方式。”胡欣提供了一张五行币群里流传很广的“层级关系图”,图中根据投资金额大小将会员分为“Y、S、M”三种级别。“推荐人的级别越高,奖金就会越多,有时远不止10%,里面的算法像函数一样复杂,各地区也略有不同。”胡欣说。
胡欣告诉我们,这些奖其实就是鼓励会员多拉下线,“我知道有的人已经建了9个群,发展了数百人。现在他们也开始劝说我妈拉人头,说能拿到很多回报。”
在上线的鼓动下,胡欣的母亲一个月内就拉到了两个人。“说有1000元推荐奖,但我妈并没有拿到,上线忽悠她用这些钱买了原始股。”胡欣认为,经济损失不是最令人担忧的,“我怕她认清真相后,内心会承受不住,更害怕她把更多亲朋好友拉进骗局。”
“此类金融传销虽然打着创新的幌子,借助微信、QQ等社交平台传播,但并没有改变依靠拉人头赚钱的传销本质。”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解释,相比传统传销方式,金融传销更具迷惑性,通常有静态、动态两种收益。
静态收益是指参与者投资后可以“守株待兔”,传销系统会通过拆分新投资者的钱,给原投资者利息;动态收益也就是“拉人头”,利用层层发展下线来获得提成。静态收益能够在短期内实现虚假的“增收”,掩盖其诈骗行为,而动态收益才是它真正的资金来源,反映出传销的本质。
实际上,在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后,五行币的传销行为并没有局限在网上。
家住北京西城区的孙静文,其父母在去年深陷五行币骗局。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小视频:辽宁凌源市一所小学正在操场举办活动,小学生们统一身着印有五行币组织标志的服装,口中大喊着宣传口号。
“传销组织竟然以慈善之名给小学捐款,再把天真的孩子们当成宣传工具。”李旭认为,这些事件表明金融传销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传统传销,同样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
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打着“虚拟货币”“互助理财”“股权”旗号的传销也泛滥成灾。特别是比特币的持续热炒,让很多人相信虚拟货币能够迅速升值,以“虚拟货币”为名义的传销更加泛滥,名声比较大的如“恒星币”“亚欧币”“珍宝币”“马克币”等,炒作“新概念”、鼓吹“零风险”、重奖拉人头。以恒星币为例,该传销组织对外宣称恒星币是“世界十大数字货币之一”,依靠微信来拉人头发展下线,其盈利模式是“上线吃下线的钱”,从“一级矿工”到“三级董事”设立了35个层级,在全国发展会员超过16万人,涉及金额超过2亿元。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随着虚拟经济、金融创新日益活跃,借助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的传销活动越来越多,目前已经有上百个这种模式的资金盘出现问题,数百亿元的资金被骗,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该研究院副院长武长海表示,金融传销有“去产品化”特征,通过吸收民间资本形成资金池,但其本质还是传销,利用承诺的高收益甚至天价收益进行诈骗,违背了金融本质和金融发展规律,必然会威胁到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监管存在空白——
前期无人举报,后期无法取证,传销平台设在境外,查处很难
金融传销如此猖獗,为何难以及时查处呢?
知情者透露,目前监管部门对传销组织的定性要求为“30人以上、具有三层以上拉人头的组织架构”。向公安部门举报时,必须同时收集30个以上受害者签名的举报材料,还必须提供这些人存在三层上下级关系的证据,举证存在很大困难。
孙静文从去年开始搜集材料并到有关部门举报,但一路举报下来,她灰心丧气。“因为爸妈住在抚顺老家,我就先去当地派出所报的案,公安说必须由受害者本人来,否则不能受理。”
她随后又携带证据前往自己居住地的工商部门。了解案情后,工作人员称工商部门只能对传销定性,无法调查身份证、银行流水账号等信息,希望移交公安机关。
孙静文找到公安机关经侦处,办案人员称“涉案范围太广”,建议她回去把材料准备全。孙静文告诉我们,搜集证据难度很大,“每次向我妈提起五行币,她都质问我是不是想举报,像防贼一样。”
就在我们采访期间,五行币骗局重要头目宋密秋(化名张健)被公安机关缉捕回国,孙静文认为案情有了转机,再度去公安机关报案。“他们说对此事确实下了文,下发了几百人的名单,但里面没我父母名字,所以办案人员还是建议我去抚顺老家或上线所在地江苏徐州报案。”
胡欣也同样遭遇了“举报无门”。她曾辗转跑过当地市、区工商部门,结果都一无所获。而公安机关经侦处也因“涉案金额不足100万”而未立案。
6月初,胡欣母亲本打算参加五行币群里组织的香港集会,当地派出所和社区工作人员前来劝导,计划被迫取消。“工作人员走后,十几个传销参与者就找到我家,说是我举报的,要我赔偿机票等经济损失。”当天夜里她被母亲赶出家门。
李旭曾接触过许多金融传销案,他说,投资者在初期会获利,无人愿意报案,相关部门很难调查,当资金链出现断裂,操盘手就会销毁证据,一走了之。
不仅如此,由于监管难度大,许多金融传销机构难以“除根”。2013年前后,“MMM金融互助社区”开始进入中国,因为组织者和服务器都在境外,我国有关部门无法单独查处。2015年底,银监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出风险预警提示,指出此类运作模式违背价值规律,存在很大风险,平台随后发生崩盘。
然而,我们调查发现,崩盘后的MMM社区留下不少“后遗症”,很多平台改名为“三妹互助社区”等继续融资,更有些“升级”成新的传销模式再度活跃。而五行币头目被抓后,其组织活动依然十分猖獗,据“团队助理”介绍,其内部已产生了新的负责人。
“目前金融传销的监管存在软肋、盲区和真空地带,部门间没有形成合力,同时立法的不足或不完备影响了有关部门的执法依据,导致无法可依。”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
隐藏巨大风险——
完善立法、提升监管、加强预警是预防和打击金融传销的关键
肆意蔓延的金融传销,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金融传销是互联网金融马甲下的‘核弹’,具有极强危害性,处理不好易引发金融风险。”刘俊海说,许多受害者的财富在一夜间化为乌有,资金从正规金融渠道流失,也造成实体经济“失血”。
在著名的“U币传销案”中,传销组织涉及23个国家22万注册会员,国内有31个省市区3.6万名注册会员,涉案金额高达5亿元。不止“U币传销案”,许多金融传销崩盘时,金额都已高达数亿元。
“金融传销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并滋生大量境内外犯罪活动。”武长海说,参与者容易被洗脑,由于财产损失大,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此外,金融传销还容易成为犯罪分子洗钱的渠道。
专家认为,预防和打击新形势下的金融传销,完善立法、提升监管、加强预警是关键。
——扩大法律保护范围,尽快对金融传销定性。
据悉,我国现有关于传销的法律法规,只有2005年《禁止传销条例》和2008年刑法修正案新增的“组织领导传销罪”,距今均有10年左右,其规定较为宽泛,主要针对传统传销形式,缺少具体可操作的细节,难以适应金融传销跨地域、传播快、取证难等实际情况。
“传统的立法没有涵盖金融传销,也没有授权监管部门实施专门监管。”武长海说,金融传销是随着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而泛滥的,其中很多是虚拟、玩概念的东西,对其违法行为定性确有一定困难,工商总局曾会同央行、银监会讨论,仍未对“金融传销”定性。
——形成监管合力,升级监管技术。
“举报传销时是工商在管,只有涉及刑事案件,公安才管,很多金融传销都是全国范围甚至全球范围的,属地管理原则导致举报无门。”李旭建议,应当完善举报者权益保护机制,并适当提供一些奖励,“目前的监管方式打击了举报者积极性,受害人担心举报后投资的钱要充公,宁可采取堵门、打砸等方式,也不愿举报。”
“金融传销主要通过微信等平台完成,监管技术必须与时俱进。”武长海说,微信等社交平台对及时发现和制止传销犯罪的发生、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对金融传销负有不可推卸的自我审查和自我管控责任。
——建立政府预警机制,提高公众防范意识。
“金融传销的参与者既有农民、下岗工人,也有白领、公务员、离退休老人甚至金融从业者,数目非常庞大。”李旭说,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要有防范意识、风险意识,“天上不可能掉馅饼,要多质疑,多去相关部门求证。”
而对于政府部门来说,预防和打击金融传销必须“早发现、早预警”,及时建立预警机制,多普及金融传销相关知识。“很多投资者听不进亲朋好友的劝阻,却往往对政府机关发布的信息比较信任,只有政府部门早介入,才会尽可能减小投资者的损失,阻止更多投资者加入。”李旭说。
武长海建议,要适时制定民间融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有效的社会防护性保障,降低交易成本和法律隐患,同时加强学金融、懂法律的教育,提高投资者素质。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18 版)